《紅樓夢》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最高峰，而《唐吉訶德》則是西方現代長篇小說的開山鼻祖。 勿庸置疑，二者雖然誕生在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，卻存在根源上的共同之處。 因為文學乃是一門藝術，而藝術追求在審美層面上無限接近最高境界。
在中國，小說一詞的本意是野史，即無法得到權威部門證實、認可的歷史。 而在西方，小說剛剛誕生的時候，帶有傳奇或故事的意思。 但是隨著文學理念的不斷發展，無論東西方，小說最終都演變成了同一模式。 即：小說以刻畫人物為目的。
一、宗教比較
《紅樓夢》受佛教尤其禪宗的影響非常大，而《唐吉訶德》誕生於十五世紀天主教的大本營西班牙。 但二者都不是宗教題材的作品，純粹宗教題材的作品，如明代李漁的《玉蒲團》，便是試圖詮釋“盡顯何生相”這一佛教命題。 或者如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探討基督教關於人的罪和救贖。
1、對宗教本源的認可
佛教的兩個基本觀念，即因果和輪迴，在《紅樓夢》裡都有淋漓盡致的表現，尤其體現在寶黛之間愛情和命運上。 兩人愛情的成因，表面上看來源於前世的一段小小緣分，寶玉的灌溉使得黛玉得以生長。 而在更深的層面，來源於兩人天生的靈性相投。 無論如何輪迴，二人都脫不掉天生靈性的深深烙印。 寶玉天生對美有敏銳的感悟力，並且十分崇拜埋藏在幽僻中不為人知的美，他天生對柔弱事物心存眷戀。 現世的寶玉毋庸多說，前世的寶玉亦是如此：他十分敏感地發現了絳株之美，然後精心灌溉她。 而黛玉則是一位孤獨者的化身，無論前世或是今生。 她身上蘊涵者無窮無盡的美，卻不願為人所知，只是等待一位知音前來發現自己。 現世的黛玉亦無需分析，前世的黛玉更是如此：她生在荒僻的石縫中，異常柔弱，卻靈性非凡。具備這樣的因，那麼二人一旦相遇，果便自然產生。
《紅樓夢》中關於佛教的探討，遠非因果和輪迴，它涉及到佛教中無數精深的觀念。可惜存世的《紅樓夢》只有八十回，儘管後世做了很多努力，想要探討出《紅》的完整面貌，但殘缺就是殘缺，無論如何探討，都無法彌補殘缺。 所以未能窺其全貌，不敢妄言。
而《唐吉訶德》深受基督教影響，其中尤其強調回歸基督教的基本起點，反對羅馬教會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強加在基督徒身上的種種桎梏。 西班牙是十五世紀天主教的第二心臟，尤其以宗教裁判所最為殘酷。 《聖經》上明言，天主在造人的時候，早就在每一個人心中都種下了尋找神的種子，亦即每一個都可以憑藉自身的努力去通往神靈。 但是十五世紀天主教教會斷絕了普通信徒與神之間的聯繫，信徒無法讀到《聖經》，只能由神父告知《聖經》究竟如何。 信徒也不能直接與神產生聯繫，他們都只能到教堂去向神父懺悔。 而生在桎梏最嚴重國家的唐吉訶德，試圖衝破羅馬教廷的重重障礙，直接尋找天主。 但唐吉訶德只是一個普通人，沒受過多少教育，他的思想有限。 於是他憑藉另一種方式：匡復遊俠精神，試圖尋找天主。
唐吉訶德所有的行為，都源於對某個神聖事物的崇拜，這個神聖事物究竟是什麼，他並不知道。 他只是憑藉自己的本性：對婦孺的關懷，對美和高貴品質的嚮往，不斷身體力行地進行探求。 實際上，是他自己想要越過重重壁壘通往天主。 因為耶穌說過：神愛世人，神是世人的奴僕。 而基督徒追求活出神的性情，成為神在地上的彰顯。 於是唐吉訶德決定去愛人，去做人的奴僕。唐吉訶德無疑是位路德的呼應者，在遙遠的西班牙和宗教改革家馬丁.路德站在一起。
2、對宗教外殼的質疑
《紅樓夢》中，多次直接或間接涉及人們在宗教場所搞下流活動的場面。 以及宗教活動場所中到處充斥的黑暗人心以及黑暗等級。 最集中體現在智能兒對秦鐘說的一句：“救我離了那火坑。” 曹雪芹對宗教外殼不僅是質疑，甚至達到了否定的態度。 但他從不因為人們對宗教利用宗教外殼進行俗世的交易，便否定宗教。 他的宗教情節十分濃厚，最集中體現在那對行踪飄忽的一僧一道上。 其中的基本原則，即是佛教的原則：佛是開悟了的眾生；眾生是沒有開悟的佛。 成佛者或得道者，不過是在思想和智慧上達到了某種高度，並非一些供人崇拜的偶像。 他對有些人利用偶像崇拜和宗教儀式，來愚弄世人，滿足自己卑鄙的願望，可謂深惡痛絕。
在《唐吉訶德》中，也多次提到天主教會以及極端宗教組織耶穌會的諸多宗教迫害行為。很多人披著宗教外衣，行事卻完全背離宗教。 以至於塞萬提斯也下意識地質疑宗教外殼存在的必要。 但是出於西班牙殘酷的宗教裁判制度，塞萬提斯不能將這些思考提到前台。無論東方還是西方，許多人都一直在思考宗教外殼的問題，但是苦於當時的環境，他們的思想無法擺到前台，馬丁.路德的宗教改革，也是在宗教環境相對寬鬆的北歐才得以實現。
在對待宗教外殼的態度上，曹雪芹比塞萬提斯走得更遠，一方面因為佛教本身的宗教壁壘，遠遠低於基督教。 另一方面，也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被曲解和被踐踏的程度比基督教在西方更甚。
二、人文比較
中國並非沒有人文主義，但是數千年來禮教的勢力過於強大，使人文主義的生存空間被畸形壓縮。 禮教自漢代董仲書定型之後，歷經兩千年不斷演變，變得越來越刻板，越來越兇殘。在中國，歷朝歷代都有許多追求人性解放和人文關懷的追求者。 他們追求破除以禮教為代表的一系列反人性觀念。 譬如晉代的陶淵明，唐代的杜牧，明代的徐渭……到了清朝中葉，滿清利用以文字獄為代表的高壓政策，和漢人自己的禮教，雙管齊下對漢人進行殘酷的思想壓制，以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，人文主義的空間進一步被壓縮。 但即便在重重壓制之下，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一直在不斷向前。
陶淵明意識自己是一個人，作為一個人應該具備起碼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；到了杜牧那裡，開始意識到作為一個人，應該有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力；再到徐渭時代，庶民不服從的精神正式上升，哪怕這種不服從會帶來一生的窘迫。 而曹雪芹筆下的《紅樓夢》，則是中國古代人文主義的集大成者。
西方的景況與中國迥然不同，在西方，存在一個古典人文主義的黃金時代，即古希臘、羅馬時代。 基督教興起之後，羅馬教廷迅速把持了對基督教的解釋權，神權高度膨脹，發展到中世紀，神權成為壓制人性的決定性力量。 而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，又重新高舉人文主義大旗。 但丁《神曲》的問世，標誌著文藝復興開始；又被達芬奇、米開朗基羅、拉菲爾迅速展開。 《唐吉訶德》也是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
西方不像中國，有十分濃重的人文主義基礎，雖然被教會壓制了千年，但一旦某一點被沖破，就勢如破竹不可阻擋。 文藝復興不是簡單地複古，而是在廣泛吸收古典主義精髓的基礎上銳意創新。 所以文藝復興之後，西方結束古代而進入近代。而中國的近代史，還要從鴉片戰爭開始算起，不僅晚了四百多年，歷史的精髓也完全由西方傳入。
1、自我意識
無論東方還是西方，都存在一個漫長的自我被束縛的歷史階段。 但西方人的自我曾經興起過，而中國人的自我，一直都在苟延殘喘。
賈寶玉和唐吉訶德，都是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。 二者都具備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的自我意識。 但是賈寶玉是位知識分子，身上保留著中國傳統文人的許多特質。 而唐吉訶德則不能稱為知識分子，他剽悍氣濃厚，勇武的斯巴達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延續。
在賈寶玉身上，陶潛、杜牧、徐渭的精神不僅得到延續，而且在總體上進一步發展。 寶玉的認知，已經達到了對當時整個社會全盤否定的高度，不僅否定當時的禮教和價值觀，甚至直接否定君權。 考慮到當時殘酷的文字獄，曹雪芹對這些思想寫得很含蓄，尤其是對君權的否定。 他只是通過諸如寶玉對“文死諫，武死戰”之類君主高於一切的思想的否定，來否定君權。 在明末清初之際，黃宗羲就一針見血地對君權來了一次徹底否定。 否定君權，勢必導致“主權在民”的啟蒙思想，因為既然權力不在君，那麼必然在於和君相對的民。 但是《紅樓夢》的前八十回中，沒有明顯出現這種民主思想的痕跡。 只是在探春對大觀園的改革中，提出了一套與民主制度相伴生的經濟模式。 即變國家壟斷經營為自主經營，而中國古代，以一個“家天下”的君主代表天下，經濟生產也帶有濃厚的國家壟斷色彩。
作為一名具備強烈自我意識的人，當賈寶玉認知了這一切，他必定選擇自我，成為一名反叛。 雖然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只有前八十回傳世，但仍舊可以通過蛛絲馬跡得出，賈寶玉最終拋棄了他在思想上已經背叛的社會，自己給自己選擇了一個悲劇的放逐。
唐吉訶德在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遠不及賈寶玉，他的觀念十分簡單，他要做一名遊俠。 但其自我意識絲毫也不亞於賈寶玉。 他知道自己不能當一個簡單的附庸品，他要追求屬於自己世界，並為追求這個世界，進行了無數探索。 由於唐吉訶德的思想有限，他的探索也並不復雜，只是一次又一次重複著一名理想中的遊俠應該做的事。
2、人文關懷
世上絕對沒有這樣一個人：心中缺乏人文關懷，卻被奉為優秀人物。 人文關懷有兩個方面的突出特徵，一是對弱勢群體的體恤；二是對優秀人物所遭受不平待遇的心靈震撼。 《紅樓夢》以及其中代表人物賈寶玉，更趨向後者，而唐吉訶德則偏向前者。
賈寶玉並非單純的所謂“娘娘腔”，只愛和女人攪在一起。 他對柳湘蓮、蔣玉涵的情誼，絲毫也不亞於那些女孩兒們。 他不是存在所謂的“性別歧視”，只不過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，男性掌握著絕對主導權，他所排斥的是主流價值取向而非性別。也就是說，賈寶玉只好到主流社會之外去尋找，自然也就找到了一大堆女孩子。而在男性中，能夠引為知己者，僅柳、蔣二人而已。
唐吉訶德不同，他是一位戰士，他為心中的美好和神聖去戰鬥。 鏟強除惡、扶貧濟困。在中古的歐洲，遊俠被稱為聖騎士，一邊行俠仗義，一邊傳播天主的榮耀。 他更關注的是弱勢者的命運，他也從不試圖去主動結交權貴，我們翻遍整部《唐吉訶德》，發現所有被他引為知己的人，都出自民間和下層。
造成這樣的差異，其中有部分原因來自二者出身和社會地位的不同。 但根源還在於思想者和行動者之間的個性差別，或者說“文”與“武”的差別。 賈寶玉思考得太深，難免成為一名孤獨的人。 而唐吉訶德思考不夠深入，自然容易深入到下層民眾中去，與他們同呼吸，共命運。
3、情感
康德最推崇理性，但康德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卻是《純理性批判》。 人不可能沒有情感，一個人修為的所能達到的高度，取決於他情感的身後程度。
在一個情感被桎梏和荒棄的時代，擁有情感的人尤其重要。 正如在一個英雄匱乏的時代，英雄人物顯得更加重要。
在賈寶玉和唐吉訶德之間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共通之處，那就是對女性的崇拜。西方歷來有崇拜女性的傳統，所以唐吉訶德對女性的情感並沒有多少出人意料之處。 而賈寶玉則完全不同，在中國，女性歷來處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地位，直到曹雪芹橫空出世，才提出崇拜女性的觀念，曹不愧是一位開山鼻祖式的人物。 但是可嘆數百年一閃而過，曹的觀念至今沒有多少人樂意接受。
但是賈寶玉和唐吉訶德崇拜女性的方式又完全不同。 賈寶玉到女性身邊去尋找精神慰藉，而唐吉訶德則敬而遠之，將她們奉為遙不可及的天人。 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，唐吉訶德是十分簡單的崇拜與被崇拜的關係。 而《紅樓夢》裡，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。
《紅樓夢》中，中國傳統禮教所崇尚的貞潔被徹底拋到一邊，所謂的德、容、言、工也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雙方的情意。 曹雪芹對那些肉體上的來往十分開放，這一點完全和傳統禮��相悖。 但曹將情意的地位上升到了一個近乎絕對的高度。 在《紅樓夢》裡，經常出現用一些貶義詞來讚揚某人的段落。 譬如評價賈寶玉的兩首《西江月》。 而《紅樓夢》中，警幻仙子對寶玉的評價是：意淫。 這是對賈寶玉的最高禮遇。 可見，曹將情感視為摧毀束縛，解放人性最有力的武器。 並且為此著力塑造了一位和小說有些掛不上鉤的人物尤三姐的形象。
沒有情感也就不能稱為人，沒有人性的解放，也就沒有進步的動力。
4、知行合一
世間萬事，皆知易而行難。 作為一名有著強烈自我意識的人，知行合一是人生一大追求。在知行合一方面，賈寶玉似乎遠遜於唐吉訶德。 當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，賈寶玉往往選擇保全自己。 最典型一次是與金釧兒打情罵俏時被王夫人發現，寶玉把可憐的金釧兒扔到一邊，自顧一溜煙跑了。 他這位視女性為知己的人，居然眼見著女性因為自己緣故要飽受摧殘，仍首先考慮保全自己。 這大概是中國傳統文人的通病。
唐吉訶德則迥然不同，他有諾必踐。 譬如許諾給桑丘的總督寶座，他從未忘記。他和賈寶玉的最大差別，就在於賈寶玉總在思考外部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？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？ 而基本不想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，也就不去思考當自己面對世界的時候，應該怎麼辦？ 他總在幻想著一個女兒國溫柔鄉而忘記了世界。 唐吉訶德是位行動家而非幻想家，他先決定該怎麼做，然後照著自己的想法去行事。 唐吉訶德幾乎稱得上一位絕對的知行合一者，他的信念異常強烈。 以至於外部世界在腦海中發生了幻化，出現風車、貴婦人的情婦等等虛幻的事務。
寶玉和唐吉訶德之間差異的原因有很多，首先是佛教的出世情懷與基督教的入世情懷之間的差異。 其次，寶玉還是位孩子，脫不掉孩子的軟弱和膽怯；而唐吉訶德完全是位成年人，他的肩膀比寶玉硬許多。 再次，寶玉是位思想者，而唐吉訶德是位行動者。 思想者因為考慮的問題太多，所以做到知行合一更加困難。 而行動者因為想法單純，更加容易做到這一點。
雖然《紅樓夢》只有殘缺的前八十回，但從中可以推斷：隨著年齡漸長，經歷了更多的刻骨銘心之後，寶玉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。 至於這變化究竟如何，也許除了曹雪芹誰也不知道。
唐吉訶德的信念最終崩潰了，他追求知行合一，最後發現自己竟然什麼也不知道，既然沒有認知，那麼一切行動都是沙上築城。
三、意境比較
每一部真正的宏篇巨著，其中所蘊涵的美可謂包羅萬象，紛繁複雜。 能夠將讀者帶入一個什麼樣境界，乃是這部文學作品藝術價值最關鍵的評判標準。
1、神境和人境
雖然《紅樓夢》比《唐吉訶德》晚了兩個世紀，但《紅樓夢》屬於東方古典文學範疇，而《唐吉訶德》屬於西方現代文學範疇。
無論東方還是西方，古典文學大多有一個顯著特點：運用許多近似於神話、傳說，將人的現實生活空間於神界、魔界、天地、星辰、前世今生混淆為一體。 這樣的手法，處理不好就會變成裝神弄鬼。 中國的古典小說，一般都難逃裝神弄鬼的命運，哪怕《水滸傳》都脫不了這種氣息。 唯有《紅樓夢》，完全脫離了神鬼怪誕，利用神話色彩，營造出一個五光十色的迷離世界。 因為只有曹雪芹一人，對宗教的理解達到了深層次，得了那些上古傳說的精髓。 其餘都只停留在表面，只不過利用宗教、神話外衣來包裝自己。
所有民族都在流傳著一個關於遠古時代的傳說，說在上古，存在一個靈性等級比當今社會更高的社會。 在中國古代小說家中，只有曹雪芹能夠理解，這些上古傳說乃是有人在不停追求心靈昇華的表現，或者說有人渴望心靈昇華。 所以《紅樓夢》中的神話色彩完全脫掉了妖氣，變成了某種心靈追求的體現。
《紅樓夢》雖然在寫人，但讀者卻不由自主被帶入一個脫離俗世的空靈神境中。 這是紅樓夢藝術成就最重要的一個體現。
而《唐吉訶德》完全相反，它之所以稱得上一部現代作品，正因為它將筆頭直指人心，避免了種種曲折。 所有的人物，無不都沾染著濃厚的世俗氣，包括唐吉訶德自己。 身處文藝復興大潮的塞萬提斯，一直試圖通過人自身的心理需求，來詮釋人的所作所為。 唐吉訶德和桑丘以及所有其餘人物的所有遭遇，都可以歸結為榮耀感、責任感、現實利益、虛榮心、好奇心、惡作劇等等人間的兒戲。 他試圖通過對人心理的揭示，找到神在每個人心中，都種下了尋找神的種子的答案，從而與天主教會一直宣揚的只能靠天主單線提升人內心的理論。 這是和馬丁.路德改革同氣連枝的一次大膽突進行動，通過認知人心來尋找天主。
是以《唐吉訶德》完全是一個人的世界，喜怒哀樂，活蹦亂跳。 塞萬提斯追求的是真實的人心空間，所以他所創造的境界，是一個完全屬於人的境界。
2、柔境與剛境
或曰：《紅樓夢》有些脂粉氣；《唐吉訶德》有些刀兵氣。 一個是聚在一起琴棋書畫，兒女情長；一個是操起長矛闖蕩四方，邦國天下。 一個錦衣玉食；一個風餐露宿。一個剪不斷的糾葛；一個是轟轟烈烈的抗爭。 一個紛繁複雜；一個乾淨利落。
二者分別代表了東方式和西方式藝術境界的最典型，但是在二者之間，存在一個共同的最大疑問：人究竟應該怎麼活著？ 柔或者剛，只是藝術所表現出的不同外在形式，而非藝術所追求的根源。
3、兩種所謂的“病態”
無論曹雪芹還是塞萬提斯，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悲的現狀。 數百年之後，人們對二位作家仍舊懷有很大的戲謔心態。
唐吉訶德至今仍然是眾口嘲笑的對象，人們用“唐吉訶德”一詞來形容鬧劇，形容無知和可笑。 沒有幾個人能夠明白《唐吉訶德》的高貴精神：不顧一己之力的淡薄，欲挽狂瀾於不救的信念。 人們總是在說：“這事又不是你一個能辦到的。”然後根據這個邏輯，阻止自己或他人去追求應該追求的事物。 他們因為看到某種希望在短時間內得不到實現，便放棄希望。 以至於仍在追求的人，都變得像唐吉訶德一樣孤單，一樣淪為笑柄。
而賈寶玉包括林黛玉，同樣也不是個笑料而已。 人們不理解他們的精神追求，以及他們內心豐富細膩的情感，便對她們加於嘲笑。 其中尤以賈寶玉淪為“娘娘腔”的代名詞。
在法律上，“精神病”一詞的概念非常廣泛，由於無法用尋常人的思維方式去解釋某些人的犯罪動機，法律便濫用“精神病”一詞。 在小說讀者中，這類情況也大同小異。
唐吉訶德生在開放的西方，他身上的強烈開拓精神，便是來源於開放和多元化。一個開放的社會總是在不停地和外部發生溝通與衝突，然後在溝通與衝突中不斷完善自我。 因為一個開放的環境下，每個人都能接觸到無數新事物，不同的人也能夠迅速找到同氣枝的知音。 所以開放社會發展得更快速更合理，更五彩斑斕。
所以唐吉訶德能夠在潛移默化中，吸收到各種各樣適合自身個性的新思維，用這些思維方式支撐自己走上游俠之路。
寶黛則生在封閉的中國，封閉會產生某種病態的傾向。 因為封閉社會裡，存在一個一統的價值取向，任何新生事物，都要收到這個價值取向的殘酷壓制，變得弱不禁風。 寶玉和黛玉之所以變得如此柔弱，並非曹雪芹的審美取向是柔弱甚至病態的柔弱。 而是在那個社會環境下，二人找不到可以實現自身生命的救贖之路，也找不到可以溝通的對象，他們只能在被壓制中苟延殘喘，甚至乞求某種垂簾。 之所以流露出“病態”，一個是因為開放而亢奮得過了頭，另一個是由於封閉而憂鬱得過了頭。
四、表層形式美比較
一件真正的藝術品不可能脫離形式美，形式美是一個載體，只有形式美的存在，才能在審美上達到更深的層次。
1、結構
《唐吉訶德》雖然屬於現代小說的範疇，但在結構方面，卻不如屬於古典小說的《紅樓夢》嚴謹。 在結構上，《紅樓夢》更現代而《唐吉訶德》更像古典。
現代長篇小說通常存在一個動態的背景，即小說的背景在向著某個趨勢發展。 譬如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，以1812年衛國戰爭為背景，整個背景都在向著拿破崙的潰敗發展。 又如海明威的《喪鐘為誰而鳴》，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，一直在向人民陣線失敗，法西斯上台發展。 現代小說的一個特徵，便是把人物放在社會洪流中，人物形象隨著背景的發展不斷發展，最終各自走向自己的命運。
《紅樓夢》是一部具備上述特徵的小說，它的背景啟示著整個中國社會因為封閉，最後走向精神崩潰的結果。 社會越是瀕臨崩潰，對自身內部所產生的新生力量，就越是桎梏。滿清屬於異族統治，又是中國歷史上皇權最為集中的一個朝代。 統治者一面散佈“康乾盛世”的功德，一面實行殘酷統治，整個社會空氣一片窒息。 《紅樓夢》這樣一部具有相當現代意識的小說，誕生在這樣一個時代，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。 說明在數千年極權壟斷、思想桎梏的中國，民族精神從未死去。
《唐吉訶德》的結構要顯得單薄得多，它有點類似於《西遊記》，存在一個靜態的背景，只是在不斷進行著場景變化，人物形像在其中不斷重複。 又帶有《一千零一夜》的影子，事件中套著事件，一牽扯，就牽扯出長長一大串互不相干的故事。 文藝復興畢竟是在一片文藝的千年廢墟上進行重建，鮮有可以藉鑑之處。 不像中國古代，文藝雖然一直相對低迷，卻一直在不斷發展。
2、戲劇性
古希臘擁有空前發達的戲劇藝術，戲劇對西方文藝的影響根深蒂固。 所以西方藝術非常強調戲劇性效果。 而中國的戲劇誕生則要完了數千年，並且一直被當作某種上不得檯面的娛樂方式來對待。 所以中國的文藝中缺乏戲劇性。
《唐吉訶德》秉承西方藝術的優秀傳統，善於營造強烈的對比效果，矛盾衝突不斷。小說的情節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 作者刻意為唐吉訶德找了一面鏡子：桑丘，與他結伴而行。 桑丘和唐吉訶德在形像上完全對立。 他毫無精神追求，只圖眼前利益，甘於庸碌不思進取，但他又擁有機智的頭腦，敏銳的判斷力，油滑的處世態度。他所有的特點，都是唐吉訶德的一個反面。 讓這樣兩個傢伙結伴而行，自然到處充滿戲劇性。
《紅樓夢》則絕然不同，它的情節進行得十分緩慢，基本找不到局部的戲劇性衝突，甚至類似於日常記事，很難在兩段情節中找到必然的因果聯繫。 但《紅樓夢》一直在含蓄地強調一個大的、全局性的戲劇性衝突，即寶黛兩位新生思想的代言人和整個社會的衝突。 並且，《紅樓夢》中找不到任何一對在形像上可以作為參照的人物，每個人都是他自己，而非圍繞其他人物而生。 這是一種極具現代意識的創作思維，完全脫離了古典。
3、語言風格
《紅樓夢》的語言風格屬於典型的中國風格：追求簡約、流暢。 因為中國人習慣於讀短句而不習慣長句。 而《唐吉訶德》的語言風格，因為筆者不通西班牙語，是以無從論述。雖然語言風格屬於形式美的一個重要方面，但出於翻譯的緣故，只好將它放在一邊不再妄加評論。
結語
21世紀初，《唐吉訶德》被評為人類文學史上最好的長篇小說。 而《紅樓夢》也是中文長篇小說中至今無法超越的高峰。 雖然時間已經過去數百年，現代人的審美角度發生了變化。 但審美角度的變化，不等於過去的作品就要過時。 有人認為那些遠去的經典已經不存在多少審美價值。 只有那些現代作品，才是好的。 不妨設想一番，若是古人讀了當今的諸多現代作品，他們會覺得那裡頭有多少審美價值呢？
責任編輯:黃亮
紅樓夢譚
在中國，小說一詞的本意是野史，即無法得到權威部門證實、認可的歷史。 而在西方，小說剛剛誕生的時候，帶有傳奇或故事的意思。 但是隨著文學理念的不斷發展，無論東西方，小說最終都演變成了同一模式。 即：小說以刻畫人物為目的。
一、宗教比較
《紅樓夢》受佛教尤其禪宗的影響非常大，而《唐吉訶德》誕生於十五世紀天主教的大本營西班牙。 但二者都不是宗教題材的作品，純粹宗教題材的作品，如明代李漁的《玉蒲團》，便是試圖詮釋“盡顯何生相”這一佛教命題。 或者如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探討基督教關於人的罪和救贖。
1、對宗教本源的認可
佛教的兩個基本觀念，即因果和輪迴，在《紅樓夢》裡都有淋漓盡致的表現，尤其體現在寶黛之間愛情和命運上。 兩人愛情的成因，表面上看來源於前世的一段小小緣分，寶玉的灌溉使得黛玉得以生長。 而在更深的層面，來源於兩人天生的靈性相投。 無論如何輪迴，二人都脫不掉天生靈性的深深烙印。 寶玉天生對美有敏銳的感悟力，並且十分崇拜埋藏在幽僻中不為人知的美，他天生對柔弱事物心存眷戀。 現世的寶玉毋庸多說，前世的寶玉亦是如此：他十分敏感地發現了絳株之美，然後精心灌溉她。 而黛玉則是一位孤獨者的化身，無論前世或是今生。 她身上蘊涵者無窮無盡的美，卻不願為人所知，只是等待一位知音前來發現自己。 現世的黛玉亦無需分析，前世的黛玉更是如此：她生在荒僻的石縫中，異常柔弱，卻靈性非凡。具備這樣的因，那麼二人一旦相遇，果便自然產生。
《紅樓夢》中關於佛教的探討，遠非因果和輪迴，它涉及到佛教中無數精深的觀念。可惜存世的《紅樓夢》只有八十回，儘管後世做了很多努力，想要探討出《紅》的完整面貌，但殘缺就是殘缺，無論如何探討，都無法彌補殘缺。 所以未能窺其全貌，不敢妄言。
而《唐吉訶德》深受基督教影響，其中尤其強調回歸基督教的基本起點，反對羅馬教會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強加在基督徒身上的種種桎梏。 西班牙是十五世紀天主教的第二心臟，尤其以宗教裁判所最為殘酷。 《聖經》上明言，天主在造人的時候，早就在每一個人心中都種下了尋找神的種子，亦即每一個都可以憑藉自身的努力去通往神靈。 但是十五世紀天主教教會斷絕了普通信徒與神之間的聯繫，信徒無法讀到《聖經》，只能由神父告知《聖經》究竟如何。 信徒也不能直接與神產生聯繫，他們都只能到教堂去向神父懺悔。 而生在桎梏最嚴重國家的唐吉訶德，試圖衝破羅馬教廷的重重障礙，直接尋找天主。 但唐吉訶德只是一個普通人，沒受過多少教育，他的思想有限。 於是他憑藉另一種方式：匡復遊俠精神，試圖尋找天主。
唐吉訶德所有的行為，都源於對某個神聖事物的崇拜，這個神聖事物究竟是什麼，他並不知道。 他只是憑藉自己的本性：對婦孺的關懷，對美和高貴品質的嚮往，不斷身體力行地進行探求。 實際上，是他自己想要越過重重壁壘通往天主。 因為耶穌說過：神愛世人，神是世人的奴僕。 而基督徒追求活出神的性情，成為神在地上的彰顯。 於是唐吉訶德決定去愛人，去做人的奴僕。唐吉訶德無疑是位路德的呼應者，在遙遠的西班牙和宗教改革家馬丁.路德站在一起。
2、對宗教外殼的質疑
《紅樓夢》中，多次直接或間接涉及人們在宗教場所搞下流活動的場面。 以及宗教活動場所中到處充斥的黑暗人心以及黑暗等級。 最集中體現在智能兒對秦鐘說的一句：“救我離了那火坑。” 曹雪芹對宗教外殼不僅是質疑，甚至達到了否定的態度。 但他從不因為人們對宗教利用宗教外殼進行俗世的交易，便否定宗教。 他的宗教情節十分濃厚，最集中體現在那對行踪飄忽的一僧一道上。 其中的基本原則，即是佛教的原則：佛是開悟了的眾生；眾生是沒有開悟的佛。 成佛者或得道者，不過是在思想和智慧上達到了某種高度，並非一些供人崇拜的偶像。 他對有些人利用偶像崇拜和宗教儀式，來愚弄世人，滿足自己卑鄙的願望，可謂深惡痛絕。
在《唐吉訶德》中，也多次提到天主教會以及極端宗教組織耶穌會的諸多宗教迫害行為。很多人披著宗教外衣，行事卻完全背離宗教。 以至於塞萬提斯也下意識地質疑宗教外殼存在的必要。 但是出於西班牙殘酷的宗教裁判制度，塞萬提斯不能將這些思考提到前台。無論東方還是西方，許多人都一直在思考宗教外殼的問題，但是苦於當時的環境，他們的思想無法擺到前台，馬丁.路德的宗教改革，也是在宗教環境相對寬鬆的北歐才得以實現。
在對待宗教外殼的態度上，曹雪芹比塞萬提斯走得更遠，一方面因為佛教本身的宗教壁壘，遠遠低於基督教。 另一方面，也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被曲解和被踐踏的程度比基督教在西方更甚。
二、人文比較
中國並非沒有人文主義，但是數千年來禮教的勢力過於強大，使人文主義的生存空間被畸形壓縮。 禮教自漢代董仲書定型之後，歷經兩千年不斷演變，變得越來越刻板，越來越兇殘。在中國，歷朝歷代都有許多追求人性解放和人文關懷的追求者。 他們追求破除以禮教為代表的一系列反人性觀念。 譬如晉代的陶淵明，唐代的杜牧，明代的徐渭……到了清朝中葉，滿清利用以文字獄為代表的高壓政策，和漢人自己的禮教，雙管齊下對漢人進行殘酷的思想壓制，以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，人文主義的空間進一步被壓縮。 但即便在重重壓制之下，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一直在不斷向前。
陶淵明意識自己是一個人，作為一個人應該具備起碼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；到了杜牧那裡，開始意識到作為一個人，應該有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力；再到徐渭時代，庶民不服從的精神正式上升，哪怕這種不服從會帶來一生的窘迫。 而曹雪芹筆下的《紅樓夢》，則是中國古代人文主義的集大成者。
西方的景況與中國迥然不同，在西方，存在一個古典人文主義的黃金時代，即古希臘、羅馬時代。 基督教興起之後，羅馬教廷迅速把持了對基督教的解釋權，神權高度膨脹，發展到中世紀，神權成為壓制人性的決定性力量。 而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，又重新高舉人文主義大旗。 但丁《神曲》的問世，標誌著文藝復興開始；又被達芬奇、米開朗基羅、拉菲爾迅速展開。 《唐吉訶德》也是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
西方不像中國，有十分濃重的人文主義基礎，雖然被教會壓制了千年，但一旦某一點被沖破，就勢如破竹不可阻擋。 文藝復興不是簡單地複古，而是在廣泛吸收古典主義精髓的基礎上銳意創新。 所以文藝復興之後，西方結束古代而進入近代。而中國的近代史，還要從鴉片戰爭開始算起，不僅晚了四百多年，歷史的精髓也完全由西方傳入。
1、自我意識
無論東方還是西方，都存在一個漫長的自我被束縛的歷史階段。 但西方人的自我曾經興起過，而中國人的自我，一直都在苟延殘喘。
賈寶玉和唐吉訶德，都是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。 二者都具備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的自我意識。 但是賈寶玉是位知識分子，身上保留著中國傳統文人的許多特質。 而唐吉訶德則不能稱為知識分子，他剽悍氣濃厚，勇武的斯巴達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延續。
在賈寶玉身上，陶潛、杜牧、徐渭的精神不僅得到延續，而且在總體上進一步發展。 寶玉的認知，已經達到了對當時整個社會全盤否定的高度，不僅否定當時的禮教和價值觀，甚至直接否定君權。 考慮到當時殘酷的文字獄，曹雪芹對這些思想寫得很含蓄，尤其是對君權的否定。 他只是通過諸如寶玉對“文死諫，武死戰”之類君主高於一切的思想的否定，來否定君權。 在明末清初之際，黃宗羲就一針見血地對君權來了一次徹底否定。 否定君權，勢必導致“主權在民”的啟蒙思想，因為既然權力不在君，那麼必然在於和君相對的民。 但是《紅樓夢》的前八十回中，沒有明顯出現這種民主思想的痕跡。 只是在探春對大觀園的改革中，提出了一套與民主制度相伴生的經濟模式。 即變國家壟斷經營為自主經營，而中國古代，以一個“家天下”的君主代表天下，經濟生產也帶有濃厚的國家壟斷色彩。
作為一名具備強烈自我意識的人，當賈寶玉認知了這一切，他必定選擇自我，成為一名反叛。 雖然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只有前八十回傳世，但仍舊可以通過蛛絲馬跡得出，賈寶玉最終拋棄了他在思想上已經背叛的社會，自己給自己選擇了一個悲劇的放逐。
唐吉訶德在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遠不及賈寶玉，他的觀念十分簡單，他要做一名遊俠。 但其自我意識絲毫也不亞於賈寶玉。 他知道自己不能當一個簡單的附庸品，他要追求屬於自己世界，並為追求這個世界，進行了無數探索。 由於唐吉訶德的思想有限，他的探索也並不復雜，只是一次又一次重複著一名理想中的遊俠應該做的事。
2、人文關懷
世上絕對沒有這樣一個人：心中缺乏人文關懷，卻被奉為優秀人物。 人文關懷有兩個方面的突出特徵，一是對弱勢群體的體恤；二是對優秀人物所遭受不平待遇的心靈震撼。 《紅樓夢》以及其中代表人物賈寶玉，更趨向後者，而唐吉訶德則偏向前者。
賈寶玉並非單純的所謂“娘娘腔”，只愛和女人攪在一起。 他對柳湘蓮、蔣玉涵的情誼，絲毫也不亞於那些女孩兒們。 他不是存在所謂的“性別歧視”，只不過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，男性掌握著絕對主導權，他所排斥的是主流價值取向而非性別。也就是說，賈寶玉只好到主流社會之外去尋找，自然也就找到了一大堆女孩子。而在男性中，能夠引為知己者，僅柳、蔣二人而已。
唐吉訶德不同，他是一位戰士，他為心中的美好和神聖去戰鬥。 鏟強除惡、扶貧濟困。在中古的歐洲，遊俠被稱為聖騎士，一邊行俠仗義，一邊傳播天主的榮耀。 他更關注的是弱勢者的命運，他也從不試圖去主動結交權貴，我們翻遍整部《唐吉訶德》，發現所有被他引為知己的人，都出自民間和下層。
造成這樣的差異，其中有部分原因來自二者出身和社會地位的不同。 但根源還在於思想者和行動者之間的個性差別，或者說“文”與“武”的差別。 賈寶玉思考得太深，難免成為一名孤獨的人。 而唐吉訶德思考不夠深入，自然容易深入到下層民眾中去，與他們同呼吸，共命運。
3、情感
康德最推崇理性，但康德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卻是《純理性批判》。 人不可能沒有情感，一個人修為的所能達到的高度，取決於他情感的身後程度。
在一個情感被桎梏和荒棄的時代，擁有情感的人尤其重要。 正如在一個英雄匱乏的時代，英雄人物顯得更加重要。
在賈寶玉和唐吉訶德之間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共通之處，那就是對女性的崇拜。西方歷來有崇拜女性的傳統，所以唐吉訶德對女性的情感並沒有多少出人意料之處。 而賈寶玉則完全不同，在中國，女性歷來處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地位，直到曹雪芹橫空出世，才提出崇拜女性的觀念，曹不愧是一位開山鼻祖式的人物。 但是可嘆數百年一閃而過，曹的觀念至今沒有多少人樂意接受。
但是賈寶玉和唐吉訶德崇拜女性的方式又完全不同。 賈寶玉到女性身邊去尋找精神慰藉，而唐吉訶德則敬而遠之，將她們奉為遙不可及的天人。 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，唐吉訶德是十分簡單的崇拜與被崇拜的關係。 而《紅樓夢》裡，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。
《紅樓夢》中，中國傳統禮教所崇尚的貞潔被徹底拋到一邊，所謂的德、容、言、工也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雙方的情意。 曹雪芹對那些肉體上的來往十分開放，這一點完全和傳統禮��相悖。 但曹將情意的地位上升到了一個近乎絕對的高度。 在《紅樓夢》裡，經常出現用一些貶義詞來讚揚某人的段落。 譬如評價賈寶玉的兩首《西江月》。 而《紅樓夢》中，警幻仙子對寶玉的評價是：意淫。 這是對賈寶玉的最高禮遇。 可見，曹將情感視為摧毀束縛，解放人性最有力的武器。 並且為此著力塑造了一位和小說有些掛不上鉤的人物尤三姐的形象。
沒有情感也就不能稱為人，沒有人性的解放，也就沒有進步的動力。
4、知行合一
世間萬事，皆知易而行難。 作為一名有著強烈自我意識的人，知行合一是人生一大追求。在知行合一方面，賈寶玉似乎遠遜於唐吉訶德。 當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，賈寶玉往往選擇保全自己。 最典型一次是與金釧兒打情罵俏時被王夫人發現，寶玉把可憐的金釧兒扔到一邊，自顧一溜煙跑了。 他這位視女性為知己的人，居然眼見著女性因為自己緣故要飽受摧殘，仍首先考慮保全自己。 這大概是中國傳統文人的通病。
唐吉訶德則迥然不同，他有諾必踐。 譬如許諾給桑丘的總督寶座，他從未忘記。他和賈寶玉的最大差別，就在於賈寶玉總在思考外部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？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？ 而基本不想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，也就不去思考當自己面對世界的時候，應該怎麼辦？ 他總在幻想著一個女兒國溫柔鄉而忘記了世界。 唐吉訶德是位行動家而非幻想家，他先決定該怎麼做，然後照著自己的想法去行事。 唐吉訶德幾乎稱得上一位絕對的知行合一者，他的信念異常強烈。 以至於外部世界在腦海中發生了幻化，出現風車、貴婦人的情婦等等虛幻的事務。
寶玉和唐吉訶德之間差異的原因有很多，首先是佛教的出世情懷與基督教的入世情懷之間的差異。 其次，寶玉還是位孩子，脫不掉孩子的軟弱和膽怯；而唐吉訶德完全是位成年人，他的肩膀比寶玉硬許多。 再次，寶玉是位思想者，而唐吉訶德是位行動者。 思想者因為考慮的問題太多，所以做到知行合一更加困難。 而行動者因為想法單純，更加容易做到這一點。
雖然《紅樓夢》只有殘缺的前八十回，但從中可以推斷：隨著年齡漸長，經歷了更多的刻骨銘心之後，寶玉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。 至於這變化究竟如何，也許除了曹雪芹誰也不知道。
唐吉訶德的信念最終崩潰了，他追求知行合一，最後發現自己竟然什麼也不知道，既然沒有認知，那麼一切行動都是沙上築城。
三、意境比較
每一部真正的宏篇巨著，其中所蘊涵的美可謂包羅萬象，紛繁複雜。 能夠將讀者帶入一個什麼樣境界，乃是這部文學作品藝術價值最關鍵的評判標準。
1、神境和人境
雖然《紅樓夢》比《唐吉訶德》晚了兩個世紀，但《紅樓夢》屬於東方古典文學範疇，而《唐吉訶德》屬於西方現代文學範疇。
無論東方還是西方，古典文學大多有一個顯著特點：運用許多近似於神話、傳說，將人的現實生活空間於神界、魔界、天地、星辰、前世今生混淆為一體。 這樣的手法，處理不好就會變成裝神弄鬼。 中國的古典小說，一般都難逃裝神弄鬼的命運，哪怕《水滸傳》都脫不了這種氣息。 唯有《紅樓夢》，完全脫離了神鬼怪誕，利用神話色彩，營造出一個五光十色的迷離世界。 因為只有曹雪芹一人，對宗教的理解達到了深層次，得了那些上古傳說的精髓。 其餘都只停留在表面，只不過利用宗教、神話外衣來包裝自己。
所有民族都在流傳著一個關於遠古時代的傳說，說在上古，存在一個靈性等級比當今社會更高的社會。 在中國古代小說家中，只有曹雪芹能夠理解，這些上古傳說乃是有人在不停追求心靈昇華的表現，或者說有人渴望心靈昇華。 所以《紅樓夢》中的神話色彩完全脫掉了妖氣，變成了某種心靈追求的體現。
《紅樓夢》雖然在寫人，但讀者卻不由自主被帶入一個脫離俗世的空靈神境中。 這是紅樓夢藝術成就最重要的一個體現。
而《唐吉訶德》完全相反，它之所以稱得上一部現代作品，正因為它將筆頭直指人心，避免了種種曲折。 所有的人物，無不都沾染著濃厚的世俗氣，包括唐吉訶德自己。 身處文藝復興大潮的塞萬提斯，一直試圖通過人自身的心理需求，來詮釋人的所作所為。 唐吉訶德和桑丘以及所有其餘人物的所有遭遇，都可以歸結為榮耀感、責任感、現實利益、虛榮心、好奇心、惡作劇等等人間的兒戲。 他試圖通過對人心理的揭示，找到神在每個人心中，都種下了尋找神的種子的答案，從而與天主教會一直宣揚的只能靠天主單線提升人內心的理論。 這是和馬丁.路德改革同氣連枝的一次大膽突進行動，通過認知人心來尋找天主。
是以《唐吉訶德》完全是一個人的世界，喜怒哀樂，活蹦亂跳。 塞萬提斯追求的是真實的人心空間，所以他所創造的境界，是一個完全屬於人的境界。
2、柔境與剛境
或曰：《紅樓夢》有些脂粉氣；《唐吉訶德》有些刀兵氣。 一個是聚在一起琴棋書畫，兒女情長；一個是操起長矛闖蕩四方，邦國天下。 一個錦衣玉食；一個風餐露宿。一個剪不斷的糾葛；一個是轟轟烈烈的抗爭。 一個紛繁複雜；一個乾淨利落。
二者分別代表了東方式和西方式藝術境界的最典型，但是在二者之間，存在一個共同的最大疑問：人究竟應該怎麼活著？ 柔或者剛，只是藝術所表現出的不同外在形式，而非藝術所追求的根源。
3、兩種所謂的“病態”
無論曹雪芹還是塞萬提斯，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悲的現狀。 數百年之後，人們對二位作家仍舊懷有很大的戲謔心態。
唐吉訶德至今仍然是眾口嘲笑的對象，人們用“唐吉訶德”一詞來形容鬧劇，形容無知和可笑。 沒有幾個人能夠明白《唐吉訶德》的高貴精神：不顧一己之力的淡薄，欲挽狂瀾於不救的信念。 人們總是在說：“這事又不是你一個能辦到的。”然後根據這個邏輯，阻止自己或他人去追求應該追求的事物。 他們因為看到某種希望在短時間內得不到實現，便放棄希望。 以至於仍在追求的人，都變得像唐吉訶德一樣孤單，一樣淪為笑柄。
而賈寶玉包括林黛玉，同樣也不是個笑料而已。 人們不理解他們的精神追求，以及他們內心豐富細膩的情感，便對她們加於嘲笑。 其中尤以賈寶玉淪為“娘娘腔”的代名詞。
在法律上，“精神病”一詞的概念非常廣泛，由於無法用尋常人的思維方式去解釋某些人的犯罪動機，法律便濫用“精神病”一詞。 在小說讀者中，這類情況也大同小異。
唐吉訶德生在開放的西方，他身上的強烈開拓精神，便是來源於開放和多元化。一個開放的社會總是在不停地和外部發生溝通與衝突，然後在溝通與衝突中不斷完善自我。 因為一個開放的環境下，每個人都能接觸到無數新事物，不同的人也能夠迅速找到同氣枝的知音。 所以開放社會發展得更快速更合理，更五彩斑斕。
所以唐吉訶德能夠在潛移默化中，吸收到各種各樣適合自身個性的新思維，用這些思維方式支撐自己走上游俠之路。
寶黛則生在封閉的中國，封閉會產生某種病態的傾向。 因為封閉社會裡，存在一個一統的價值取向，任何新生事物，都要收到這個價值取向的殘酷壓制，變得弱不禁風。 寶玉和黛玉之所以變得如此柔弱，並非曹雪芹的審美取向是柔弱甚至病態的柔弱。 而是在那個社會環境下，二人找不到可以實現自身生命的救贖之路，也找不到可以溝通的對象，他們只能在被壓制中苟延殘喘，甚至乞求某種垂簾。 之所以流露出“病態”，一個是因為開放而亢奮得過了頭，另一個是由於封閉而憂鬱得過了頭。
四、表層形式美比較
一件真正的藝術品不可能脫離形式美，形式美是一個載體，只有形式美的存在，才能在審美上達到更深的層次。
1、結構
《唐吉訶德》雖然屬於現代小說的範疇，但在結構方面，卻不如屬於古典小說的《紅樓夢》嚴謹。 在結構上，《紅樓夢》更現代而《唐吉訶德》更像古典。
現代長篇小說通常存在一個動態的背景，即小說的背景在向著某個趨勢發展。 譬如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，以1812年衛國戰爭為背景，整個背景都在向著拿破崙的潰敗發展。 又如海明威的《喪鐘為誰而鳴》，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，一直在向人民陣線失敗，法西斯上台發展。 現代小說的一個特徵，便是把人物放在社會洪流中，人物形象隨著背景的發展不斷發展，最終各自走向自己的命運。
《紅樓夢》是一部具備上述特徵的小說，它的背景啟示著整個中國社會因為封閉，最後走向精神崩潰的結果。 社會越是瀕臨崩潰，對自身內部所產生的新生力量，就越是桎梏。滿清屬於異族統治，又是中國歷史上皇權最為集中的一個朝代。 統治者一面散佈“康乾盛世”的功德，一面實行殘酷統治，整個社會空氣一片窒息。 《紅樓夢》這樣一部具有相當現代意識的小說，誕生在這樣一個時代，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。 說明在數千年極權壟斷、思想桎梏的中國，民族精神從未死去。
《唐吉訶德》的結構要顯得單薄得多，它有點類似於《西遊記》，存在一個靜態的背景，只是在不斷進行著場景變化，人物形像在其中不斷重複。 又帶有《一千零一夜》的影子，事件中套著事件，一牽扯，就牽扯出長長一大串互不相干的故事。 文藝復興畢竟是在一片文藝的千年廢墟上進行重建，鮮有可以藉鑑之處。 不像中國古代，文藝雖然一直相對低迷，卻一直在不斷發展。
2、戲劇性
古希臘擁有空前發達的戲劇藝術，戲劇對西方文藝的影響根深蒂固。 所以西方藝術非常強調戲劇性效果。 而中國的戲劇誕生則要完了數千年，並且一直被當作某種上不得檯面的娛樂方式來對待。 所以中國的文藝中缺乏戲劇性。
《唐吉訶德》秉承西方藝術的優秀傳統，善於營造強烈的對比效果，矛盾衝突不斷。小說的情節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 作者刻意為唐吉訶德找了一面鏡子：桑丘，與他結伴而行。 桑丘和唐吉訶德在形像上完全對立。 他毫無精神追求，只圖眼前利益，甘於庸碌不思進取，但他又擁有機智的頭腦，敏銳的判斷力，油滑的處世態度。他所有的特點，都是唐吉訶德的一個反面。 讓這樣兩個傢伙結伴而行，自然到處充滿戲劇性。
《紅樓夢》則絕然不同，它的情節進行得十分緩慢，基本找不到局部的戲劇性衝突，甚至類似於日常記事，很難在兩段情節中找到必然的因果聯繫。 但《紅樓夢》一直在含蓄地強調一個大的、全局性的戲劇性衝突，即寶黛兩位新生思想的代言人和整個社會的衝突。 並且，《紅樓夢》中找不到任何一對在形像上可以作為參照的人物，每個人都是他自己，而非圍繞其他人物而生。 這是一種極具現代意識的創作思維，完全脫離了古典。
3、語言風格
《紅樓夢》的語言風格屬於典型的中國風格：追求簡約、流暢。 因為中國人習慣於讀短句而不習慣長句。 而《唐吉訶德》的語言風格，因為筆者不通西班牙語，是以無從論述。雖然語言風格屬於形式美的一個重要方面，但出於翻譯的緣故，只好將它放在一邊不再妄加評論。
結語
21世紀初，《唐吉訶德》被評為人類文學史上最好的長篇小說。 而《紅樓夢》也是中文長篇小說中至今無法超越的高峰。 雖然時間已經過去數百年，現代人的審美角度發生了變化。 但審美角度的變化，不等於過去的作品就要過時。 有人認為那些遠去的經典已經不存在多少審美價值。 只有那些現代作品，才是好的。 不妨設想一番，若是古人讀了當今的諸多現代作品，他們會覺得那裡頭有多少審美價值呢？
責任編輯:黃亮
紅樓夢譚